点评全球、中国经济最新走势
李克强总理（右）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林建海（左）
欧华联合时报讯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春季大会在总部所在的美国华盛顿落下帷幕。在历时一周，逾700个会议上，万余名海内外嘉宾，包括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国际同行、商界精英、学术专家、议会代表和民间组织等共聚一堂，对全球最新经济金融形势、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政策组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此，欧华联合时报记者采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林建海，请他点评全球经济最新走势、政策应对和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前景。
记者：
这次大会传递了什么主要迅息？
林建海：
全球经济发展喜忧参半，复苏仍在继续，经济在增长，但是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不均衡，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放缓。大宗商品价格走低，许多国家外部金融条件收紧。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经济长期低增长的风险升高。
复苏乏力的原因很多，包括全球金融危机的遗留影响仍未消除，高债务（包括公共、企业和居民债务）、高失业、低增长这“两高一低”现象依然突出。出现了该高不高、该低不低的局面。例如，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100%，其中七国集团平均公共债务（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高达GDP的120%。除此之外，趋低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口老龄化也是拖累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
因而，各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设计更有效的政策组合，重振发展势头。政策制定者需要直面挑战、协同努力、一致行动。这将提振市场信心，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简言之，全球经济增长“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记者：
全球经济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林建海：
国际经济局面可谓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其中蕴含三大主要挑战：全球贸易放缓和中国经济转型、原油和其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和产能过剩和高债务负担。
一、全球贸易放缓和中国经济转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实际进口的增长出现大波动——2009年滑落到负10%，2010年恢复到正10%。在此之后，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显著放缓。尤其是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进口增长几乎为零，实际投资增长降到自2000年以来最低。原因包括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巴西和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商品出口国投资和进口的下降等。
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经济动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中国的贸易额在占全球GDP 80%的100多个经济体中排名前10。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对最终消费品和实物资本的需求明显增强。据IMF估算，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每下滑1个百分点，20国集团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四分之一个百分点。同时，中国也进口很多金属原材料，2014年占全球总需求量40％左右。因此，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速放缓，不仅是中国关心的问题，也成了全球经济的一个焦点。
二、原油和其它大宗商品价格
近几个月国际原油价格略有上升，但整体仍处低位。全球需求的疲弱加上较充裕的供应，使原油价格有可能继续维持较低水平。从2011年到2015年底，国际金属原材料价格下跌近60%。回想2015年时，人们期待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降低有助促进需求，支持经济复苏。一年过去了，这样的正效用并未实现。
三、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
金融危机后当石油价格处于高位时，石油行业投资激增，从2007到2012五年内新增投资2.3万亿美元，埋下产能过剩的隐患。据分析，目前不仅石油生产能力大于实际产量，处于行业下游的石油精炼产业也存在供应过剩问题。而且产能过剩不仅存在于石油生产部门，其它大宗商品，比如铜、铁矿、煤等生产部门都存在类似问题。
产能过剩和低迷的商品价格压低了相关企业的利润空间，其资产负债情况不容乐观。一些商品出口国面临恶化的贸易条件，外汇储备减少、财政压力上升，在国际金融条件收紧的环境下，这些国家主权债务融资成本上升。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私人债务（包括公司和居民债务）普遍增长很快，从2006年占GDP的50%增加到2015年的120%。过剩的产能和沉重的债务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记者：
如何应对多重挑战？
林建海：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应对, 结构性改革、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联手出击。具体措施的制定需要因地制宜，但每个国家应各尽其责、采取行动，这些政策的作用可能相互加强、从而形成多方位、立体化的全球政策应对网。
首先，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应更具体化，贯彻要坚决。
结构性改革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各种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机构效率的提高。比如，放开对产品和服务市场一些不必要或不合理的管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培训和促进就业匹配；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法治化；改善农业结构等。发达经济体可以侧重提高劳动力供给、刺激投资、和营造更好的创新激励机制并提高生产率增长。新兴市场则需要加强教育，改善资源配置，消除行业壁垒等。
其次，财政政策的结构需更有利于增长。
对于公共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财政整顿仍需推进。但是，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财政收支结构都需朝着更有利经济增长的方向调整。比如，降低效率不高的公共能源补贴，改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福利项目，或投资社会基础设施。
投资基础设施潜力巨大，必须要推行落实。它不仅有助提高短期需求，也可支持中长期增长。一些于民生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如卫生、医疗、教育等，更是提高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关键是如何使有限的公共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用，并以此带动私人企业投资。另外还可以通过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税收激励来鼓励私人企业研发投资。IMF研究发现，私人企业研发投资上升40%，将会带动未来二十年发达经济体5%的GDP增长。
最后，货币政策应继续宽松，并配合财政和结构性政策的支持。
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支持全球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几轮量化宽松，全球经济可能比现在更糟。欧洲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改善了金融状况，也提高了市场信心。很多国家都要实施相关措施, 包括改善银行资产负债表，加强金融监督监管、建立有效破产清算框架, 进一步增强金融部门健康状况。
记者：
中国面临哪些主要挑战和机遇？
林建海：
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可谓史无前例。三十多年来平均年增长近10%，6亿人脱贫，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然而，中国经济也发展到了必须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需要从资本投资和出口带动型增长，过渡到以需求为支柱、以服务业为重心的新型增长模式上来。这个转型不仅将支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共同进步。
转型过程中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在所难免。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金融条件收紧的背景下，2015年中国经济6.9%的增长来之不易。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50%，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三分之二。中国的“十三五”规划详尽地列出了改革的政策和议程，改革的决心和毅力之坚定，受到国际社会赞扬。IMF也将对中国2016和2017年的预测分别上调了0.2个百分点。中国提出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对改革经济结构和深化金融改革有着重要意义。经济发展不能只看速度，增长的质量至关重要，中国的改革实施将会为中长期内可持续地、中高速、绿色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剩余产能不仅是全球问题，中国也面临类似问题，尤其是煤矿、石油、钢铁等重工业。化解过剩产能势在必行，但需要配合支持性的宏观政策，以避免增长滑落过多过快。同时也需采取措施促进职工转岗、就业和创业等。
再看信贷和杠杆问题。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规模迅速扩大，从2008年的占GDP120%上升到2015年约GDP200%。适度信贷增长对经济发展可以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然而，如果信贷上升过快，之后往往伴随比较陡峭的回落，从而催生金融危机风险。在过去五年里，一些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负债上升。企业的问题会通过银行贷款给银行业带来直接压力。虽然中国有较充足的政策缓冲空间，但是目前中国处在转型期，增速减缓，产能结构调整，金融部门自身也在发展健全的过程中，因此对这个问题也需要加强关注。
往前看，中国的服务业有很大发展空间。全球来看，服务业占GDP比重大约三分之二，农业和制造业占三分之一。美国、法国和英国服务业占GDP比例较高，近80%，从这个比例上看，中国的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企业，酒店，金融，房地产，科技，通讯等，都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服务业通常需要较多劳动力投入，因此发展服务业，不仅有助于可持续增长，也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需要进一步提高。要看投资的质量，要靠科技的提高和效率的提高。怎么办呢？中国需要更多地鼓励技术升级、知识共享、提高生产率。创新能力与高等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尽管中国在普及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营造一个鼓励创新的大环境，也需假以时日。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6年不仅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可以说是中国在全球重大经济金融事务的“开局之年”。
2015年底人民币获批入篮IMF发行的特别提款权（SDR），这个新的特别提款权篮子也将于今年10月开始全面走入国际金融领域。人民币成为第一个IMF认定的由新兴市场国家发行的可自由使用货币，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起成为SDR精英货币。
2016年初IMF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到位，中国跃居为IMF第三大股东，大幅提高了中国在IMF的话语权，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今年又值中国执掌G20主席，在中国的倡议下重启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将对增强、改善国际货币体系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和全球经济的互动也是2016IMF春季大会中的重要话题。中国代表再次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的改革目标和改革决心，与会国家代表认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金融一体化，不仅对中国持续发展有利，更是推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大事，并期待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领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