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邮政经济奇迹的人——郭心崧
温州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温州大学兼职教授、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林坚强
林坚强
（欧华联合时报讯）民国温籍名人《郭心崧传》问世一年，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周瑞金撰写的序。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温州大学图书馆均为永久收藏。中国邮票邮政博物馆专家欣然点赞：“民国邮政第一传”。在世界邮政日46周年到来之际，作者撰写的“创造邮政经济奇迹的人—郭心崧”一文，以鉴读者。
一说起马寅初、陈岱孙、王亚南，大家就知道，他们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可是，郭心崧的名字却很陌生，不为人知。其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郭心崧是与马寅初等一起齐名的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的成长》记载：各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关系到经济思想和经济人才的培养，中国经济学社社员大多从事过经济学教育工作。担任过院长或系主系的有：北京大学的马寅初等，清华大学的陈岱孙，中央大学的郭心崧等……
郭心崧，字仲岳，浙江温州苍南人，1917年东渡留学。1924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回国后，担任《孤军》杂志社主要撰稿人、《独立青年》杂志主编，1926年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及财政部整理委员会委员。1928年11月任中国考试院参事、翻译局副主任，及浙江第一第二两届县长考试委员会委员，第一届高等考试襄试委员覆核考试典试委员、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31年初任中央大学秘书长、代理法学院院长。1932年3月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年底任交通部参事。1934年5月任国家邮政总局局长。1946年后任驻日代表团文化参事、第四组组长。1950年任教于东京大学。1979年病逝于日本。
关于郭心崧上任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一职的具体时间，本应以行政任命之日为准，但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不同说法。如《民国人物大辞典》记载为1935年9月，《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记录为1935年9月13日，还有的书刊记载为1932年。笔者认为，除行政公文外，最能准确记录该时间的当属当年的媒介。因此通过查阅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和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的《申报》，确定为1934年5月7日。《中央日报》和《申报》刊登的有关消息如下：
《中央日报》、《申报》1934年5月8日：行政院七日开第一五九次会议，出席汪兆铭、朱家骅、王世杰、罗文干、陈绍宽等，汪兆铭主席、交通部朱部长呈，请调任邮政总局长黄乃枢为邮政司长，所遗邮总局长缺拟调本部参事郭心崧简补案通过。
《申报》1934年5月17日：中央社云 本埠邮政总局局长黄乃枢前奉交通部命赴欧美考察邮政，并往埃及出席国际会议，遗缺由交通部参事郭心崧充任，郭氏业已于十六日晨九时许正式接事，兹志各情于下办理移交。新任邮政总局局长郭心崧氏于十五日夜乘快车出京，十六日晨七时廿分到沪，九时半即赴总局接事，前邮政储汇局局长兼代理总局局长唐宝书氏办交代业已完竣，十时许与新局长郭心崧氏双方交接毕，唐氏与辞而出，郭氏即正式视事，手续甚为简单，并未举行任何仪式。
郭心崧一生的精华在于学术教育和邮政经济两方面。
一、学术教育上的成就
郭心崧早年深感：“清廷腐败非推翻不足以救中国。”1917年，满怀爱国救国的热情，以中国留学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那年，机缘凑巧，恰是日本著名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当值。“河上肇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有志于解决贫困和社会问题，从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阐述者，创刊《社会问题研究》，发表多种政治经济学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郭心崧在河上肇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影响下，刻苦学习，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为了加强学术上交流，郭心崧加入了中华学艺社，从一般会员逐步发展成为骨干。撰写了《中国经济现状与社会主义》、《亚当斯密之自由放任政策论》、《进化论与革命论》、《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劳动雇佣契约之缺点——团体契约之必要》、《关税会议前途之观察》、《现代文明病》等论著，分别刊载在《学艺》、《孤军》、《独立青年》等杂志上，影响颇佳。
综观郭心崧的几篇论著，在学术上，有四个方面感悟至深。一是注重中国国情的研究。郭心崧在《中国经济现状与社会主义》中指出：“谈社会经济组织，要以社会的经济状况为标准。最适合于当时社会情状的经济，是该时代该社会的最好制度。不适合于当时社会情状的经济组织，无论那个社会制度自身是怎样好，总算是该社会不相宜的制度，不可采用的制度。那么，我想要论中国现在可否采用社会主义，当然要先研究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二是注重经济市场化的研究。郭心崧在《亚当斯密之自由放任政策论》中指出：“斯密氏之经济政策，一言以蔽之，曰自由放任主义而已，其对内也，则主张自由竞争，其对外也，则主张自由贸易。国富论之中，虽不见自由放任之标语，但其学说之所归，政策之要自由放任主义，另其当然之结论。”1928年，郭心崧与周佛海合作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户田海市著的《商业经济概论》，在其书中指出：“货币交通机关等物，本属死物，须由人力活用，而活用这些东西最多的则为商业者，所以今日的商业实为连结各人各地，而使之为有机的组织体之主要动力，学者亦形容之为掌握国民经济之血液循环作用的动脉。”“内国商业政策，和别种经济政策不同，特取自由放任主义，已如前述，现在文明各国的内国商业政策，其积极的方面，除去发展商业教育，完成市场及交易所的制度外，一般都只采间接手段。”该译著是我国最早介绍现代商业的著作之一，对我国商业经济学科的沿革产生重要影响，并对我国商业经济的发展及经济市场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注重劳动公平的研究。郭心崧在《劳动雇佣契约之缺点—团体契约之必要》中指出：“劳动者既为无产阶级，势不得不去卖劳动力于资本家，得一定的工资。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种劳动力买卖，在法律上面，是一个私法契约。劳动者卖自己劳动力于资本家，资本家买劳动者的劳动力，以从事生产，完全是自由的，但法律关系成立之前，实际上的关系，法律家所谓事实的关系，两者并不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无非是一种虚文。劳动者要维持自己的生命，非卖自己劳动力不可，卖自己劳动力非与资本家订结劳动契约不可。这是无产者的悲哀。反之，在雇主方面，订结劳动契约与否。并非死治问题，不过损得问题，算盘问题。”……由团体交涉而成立的劳动契约，谓之团体契约，这是当然的，合理的，并不是希奇的。四是注重发展前瞻的研究。在《现代文明病》中指出：“我们既然晓得了现代文明人多少带有神经衰弱的病，然后对于现代社会所表现的各种现象，才能够容易了解，观察现代社会所表现的各种现象，可以反证现代文明人的神经衰弱病。例如现代人的爱新性，流行的变迁，酒烟的滥用及性欲的滥用，都是现代文明人神经麻痹的反映。不可思议的人类的命运，是不能预言的，就只将来的历史可以解决指示这个大谜。”
至今，岁月虽已过去80多年，但郭心崧的文章依然被当代的一些学者所引述和提及。2004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和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岱年著的《中华学艺社和<学艺>杂志的兴衰》一文中写道：“中华学艺社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学术团体之一”。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有：……郭心崧的“中国经济现状和社会主义”，资耀华的“亚当斯密与马克思之关系”,萨孟武的”马克思的资本复生产论“，郭沫若译河上肇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等。在经济学方面，有阮湘的“亚当斯密的根本思想”，史维焕的“价值论”，戴时熙的“工资论”，周佛海的“租税四大原则”，郭心崧的“自由放任政策论”等……20世纪的历史表明，我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吸收西方先进文化，解读西方文化并结合中国现实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华学艺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留学日本的，在社会理论方面侧重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不侧重于个人主义。如果说中华科学社的成员有不少倾向于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中华学艺社的部分成员则更倾向于文学革命、教育救国和社会改革。
二、邮政经济上的成果
邮政是国家的民生公用事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5月，郭心崧上任邮政总局局长，首先面临着民间信局全面取缔，国家邮政统一的最后关键时刻；郭心崧在工作上表现出极大的智慧，采取缓和的取缔政策，逐步完成了邮政的统一。1935年2月5日，郭心松局长在给各地邮局的通令中，要求地方严密防范民信局有无阳奉阴违私运邮件，并注意民信局改名换号，申请邮局邮箱，以逃避邮局的新动向。在国家邮政的强力扩张下，民信局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国内邮递真正全部纳入国家邮政体系之中。并在完善法律的基础上，实行“以法治邮”，科学管理，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民国的邮政在管理形式上，实行垂直领导，各个邮区的管理局虽然是单独的核算部门，却不是自负盈亏的单位。有盈余必须上缴，亏损时由邮政总局拨付，支出在收入项下坐扣。从组织系统看，邮政总局为邮政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制定各项方针政策，设计业务发展规划，并进行行政管理。邮政管理局设于各邮区内，一般均在省会所在地。邮政管理局的任务，一方面代替总局行使监督权，另一方面负责汇集所连成邮区各局的帐目，供总局决策时参考。郭心崧上任总局局长之前，各地邮政管理局的权限十分有限，事无巨细都要向总局汇报。例如，增加3元以上的房租，超过10元以上的开支等，皆需呈报总局核准。这样，管理局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总局也不免为日常琐碎小事所分心。邮政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面对这种情况，郭心崧进行了整理改革。在人事管理、邮政业务、财务支出等方面，扩大各区的权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郭心崧还积极协助朱家骅部长，整理邮政储金制度。邮政储金业务创办于1919年7月1日，创办伊始，经营储金的局所只有81个，大多设在邮政管理局及一、二等局内，但发展十分迅速。1921年邮储的局所数上升为334个。邮政储金存款额也快速上升。1919年存款额仅30万元，1929年达1373万元。1930年3月15日，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宣告成立，从邮政总局中划分出来。邮储总局成立后，储金业务发展很快，1930年储款数猛增至2499万元，1934年已高达4245万元。与此相反，从1915年起就一直盈余的中华邮政自邮储总局成立后，很快出现了亏损，1930年亏损428万多元，1931年亏损达619万多元。朱家骅上任交通部长后，在郭心崧的配合下，于1935年，把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改称邮政储金汇业局，又归属到邮政总局。使邮政局和邮储局密切配合，各地邮政储金，用于当地，繁荣当地。当时，国有金融机构有“四行二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信局、邮储局。邮储局的储蓄存款余额，1940年在国有金融机构中达29.64%，1941年达33.39%，是国民政府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邮政及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借鉴日本的经济和具体办法，于1935年12月正式创办简易人寿保险，列为国家专营业务。简易人寿保险以邮储局为保险人，分终身保险和定期保险两种，属于小额保险，以50-500元为限，操作简单，被保险人免检身体，12-60岁的国民都可为被保险人。创办伊始，主要是邮政员工参保，但发展迅速，不断为外界接受。1935年度（系会计年度，即截至1936年6月30日），简易人寿保险契约成立总数为10405件，保额总数为2210531.90元，取得一定的经营成效，从而有利于邮政及经济的发展。
郭心崧主政邮政以来，一直很重视内地及西部各省的邮务建设。1934年9月，在交通部召开的全国邮政会议上，郭心崧提出了《对于边远各省邮务应积极整理扩充》和《对于内地邮务应积极整理扩充》等议案，获得了通过。他的议案意在改变中国邮政以前大多在东南沿海及交通发达的省设置局所的状况，着重在内地及边远省区设置邮局。
在郭心崧的努力下，全国邮务特别是内地邮务及边远各省邮务有了大发展。到1937年5月底止，全国各类邮政局所已达72690所，比1933年的30600所增加一倍多；全国各种邮路584816公里，比1933年的466530公里增加10万多公里，特别是汽车邮路从1933年的25890公里增加到54253公里；全国长途电话线路达48000公里，比1933年14800公里，增加两倍多。这些发展对中国邮政来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在抗战期间，随着局势的发展，东部地区多被日军沦陷，战区人口大量西迁，西部地区成为大后方。宣达政令，调节金融，传递信函，更需要发展邮政，为此，中华邮政开设了几条新邮路，主要有：
上海——温州（宁波）——金华——后方邮路；
梧州——柳州——六寨——贵阳邮路；
昆明——贵阳——重庆——成都邮路；
成都——南郑——宝鸡——西安——兰州——迪化邮路；
贵阳——常德——长沙邮路；
昆明——保山——缅甸邮路。
除上海至金华一线外，其他邮路基本上都在西部地区。另外，还发展蒙古和康藏邮务。
郭心崧执掌邮政八年多，邮政工作虽然随战事之演进而益加重其困难。但鉴于邮政作为公用事业的重要性，郭心崧与几万多邮政员工无论在何等艰苦的环境下，发扬爱国敬业精神，不屈不挠、设法克服困难，以尽其为社会服务之职责。1947年上任的民国邮政总局局长霍锡祥在《回忆国民党时期的邮政》中写道：“郭（心崧）为人小心翼翼，处处按照邮章办事。他与交通部上级及邮政员工之间相处较好，因此历时八年有半，经过朱家骅、俞飞鹏、张嘉璈三任部长，为历届局长中任期最久之一人。”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作为民国时期的教授、邮政总局的局长郭心崧有坚守有信仰，有理想有精神，追求的是民族的崛起，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使他能够学以致用，将所学的知识致力于国家，致力于社会，做于国于民有用之事，这是难能可贵之处。
《郭心崧传》在今年10月9日，第45个“世界邮政日”问世，读者可以更多了解郭心崧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