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林建海在温谈全球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林建海在温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讯 （记者 胡恩慈）今日上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林建海在温接受记者采访。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位来自中国的秘书长，林表示在今年4月23日刚刚闭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大会上，IMF发布了对全球经济的最新预测。在这次历时一周的年度盛会上，来自成员国的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经济学家、工商等各界代表齐聚一起，为解决经济难题出谋划策、开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方。
在全球经济增长势头、美国经济政策走向、去全球化、提高生产率和促进普惠增长等一系列问题背景下，林就以下全球经济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题之一：2017年全球经济走势如何？
好消息是，经过危机后多年令人失望的增长，世界经济势头正在加强。全球经济增长总体稳健，发达国家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市场信心指数也相应升高。有迹象显示，全球贸易量也在随之增加。这也是IMF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提高至3.5%和3.6%（2016年为3.1%）的主要原因。周期性复苏带来了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水平上升、繁荣程度提高的希望。
发达经济体制造业总体增强，前景良好。如果美国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有助短期增长，也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一些正面的溢出效用。2017年，预计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也将继续恢复。
2017年，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继续贡献着全球GDP四分之三以上的增长。IMF将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6.6%。这是基于整体经济稳健性、经济政策的可信度，和预计实施的刺激政策等多方面考虑的综合测算结果。中国是继续推动今年全球经济加速复苏的重要动力。
总的来说，得益于诸多国家近年来实施的稳健政策和经济改革努力，2017年全球经济活力将会升高。
问题之二：短期内全球经济存在哪些主要不确定性和风险？
首先，美国经济政策走向仍然不确定。如果美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企业税和改善教育等，其总需求将会提高，促使增长在短期内高于基准水平。然而，如果美国改变其贸易政策，收紧进口，干预公司的跨国计划，进行移民管制等，可能会导致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些风险可能会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产生负面溢出效益。
第二，全球融资环境的变化。在美联储2016年12月和2017年3月作出的加息举动之后，美元汇率和长期利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如果利率上升、美元持续走强，不仅影响美国国内投资和消费增长，也可能带来连锁反应，收紧全球融资环境。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融资成本也可能会随之升高，甚至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给国内经济和银行业带来动荡和压力。对于那些高外债国家，美元升值更会增加偿债负担，从而引发财政或金融市场压力。另外，欧洲银行业的恢复进展缓慢，银行业整体盈利能力自然较低，潜在风险也不能忽略。
第三，欧洲地区政治分歧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拖延结构性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进程，妨碍经济恢复和增长。英国“退欧”条款的谈判结果如何，过程多久？法国选举后经济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在欧洲整体需求依然疲软，通胀也仍未稳定地回到目标水平的情况下，这一系列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市场信心和私人投资，并削弱这些经济体的增长，从而对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影响。
问题之三：中长期发展面临什么主要挑战？
受2008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多年的发达经济体，近期出现了一些对经济全球化、对七十多年来支撑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建筑”的怀疑。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包括多年来经济增长疲软、经济“蛋糕”没有增大、经济结构变迁、经济政策实施不到位，以及技术发展创新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影响。
挑战之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
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急剧下降，这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前就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且此后生产率增速始终低迷。全要素生产率衡量除了生产资本和劳动力贡献之外，其他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效率等，也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生产实力进步的有效指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08年危机之前已经开始放缓，危机发生后更进一步下降，在新兴市场尤为明显，从危机前的2.5%左右降到目前的0.8%左右。从2008年开始，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非常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受到一些结构性问题的制约。通信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交流、通讯越来越便捷。然而，它们未能转换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另外，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人力资本积累减缓；全球贸易一体化放缓等也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
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低迷这一问题背后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处于困境中的企业资产负债表薄弱，加之危机后信贷环境收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些企业进一步投资，包括对无形资产的投资，从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部分发达经济体，银行资产负债表也很薄弱，不良资产比例较高。因此一些发达经济体在总体需求疲软、投资下降、资本型技术变革三者间存在着负反馈循环。另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投资者的保守态度，远离高风险、高收益项目，这可能进一步损害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挑战之二：抵制经济全球化的情绪升温。
从187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贸易缓慢上升，从GDP的30%左右上升至35%。二战重创了国际贸易，大幅降低到GDP的15%。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国际贸易上升到近年来的60%左右。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当工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时，劳动力的收入比重就会下降。由于资本往往集中于少数高收入人群，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就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基本稳定，但此后该比重却一直在下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已降至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后也没有显著回升。上世纪70年代，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略低于55%，如今已经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力收入比重也有所下降。
近年来，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出现经济增长低和失业高并存的局面。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未得到广泛的分享，从而推动抵制经济全球化的情绪上升，内向型政策也逐渐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IMF最新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下降，大部分是由技术变更引起的。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大一部分工种被机器取代；信息通讯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一部分高技术含量工作者、企业家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超平均趋势。研究表明，全球经济化对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通过外包劳动密集型工作造成的国内贸易部门劳动力收入下降，但其影响程度估计约为技术变更的一半。虽然技术变更与全球化的影响很难明确界定区分，但总的来说，技术变更和全球化能够解释德国、意大利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近75%，解释美国劳动力收入比重下降的近50%。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虽然全球经济化也对劳动力收入比重带来影响，但是新兴市场由此获得的资本与技术也促进了它们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有助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从另一角度，全球和区域供应链和贸易网已经形成，逆转这一趋势不仅困难，也会妨碍经济增长。让我们分拆一下苹果手机的生产：中国和美国各占其生产成本的八分之一左右，韩国约占四分之一，日本和欧洲共占十分之一，剩下的则由全球其他国家贡献。再看波音客机，引擎由英国美国共同生产，机翼来自日本和韩国，尾翼来自中国、意大利和美国，机舱门由法国生产，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部件。全球经济化已经深入到市场，并在促进生产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了解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甚至倒退。
问题之四：经济政策部署如何考虑？
虽然短期内全球经济形势正在改善，但中长期内全球经济隐患仍未消除，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和指导。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健全金融体系，增强风险应对和管理能力。
据IMF估计，如果利率上升过快过高，美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公司资产价值可能受创，其中40%的公司盈利将会不足以偿付利息。在欧洲，73%的银行股本收益率较低，其中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超过90%的银行存在这一问题。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若要将不良贷款拨被覆盖率提高到合适水平，则还存在1200亿美元左右的缺口。
现代金融体系不仅起到金融中介作用，它也是宏观经济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宏观调控、政策导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果金融系统存在潜在问题，比如不良资产比例过高、信贷风险过于集中、本币外币资产负债错配等，一个小的实体经济冲击就有可能通过金融系统引起连锁反应。相反，稳健的金融体系有可能化解这样的冲击，避免更大范围的影响。
因此，各国应加强自身风险管理和应对能力，健全金融体系。通过完善发展金融监管框架和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外部风险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和破坏性。尤其是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监督监管机制的发展往往滞后于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发展，在这方面应有所加强。
第二，提高生产率，做大经济蛋糕。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三管齐下”的政策组合，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组合，稳定当下良好增长势头。
一些经济体增长依然较低，失业率非常高，因此可以促进经济恢复为首要任务，采取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但是如果同时债务很高，在国际市场上融资困难，或者融资成本过高，财政紧缩则有必要考虑。在一些经济体，需求依然疲软，通胀也未稳定回到目标水平，这就需要继续提供货币支持，并且更加重视有益于增长的财政政策和收支结构。比如，改革税收和福利制度以激励私人投资并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在有预算空间的国家扩大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有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是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包括各种对经济结构、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机构效率的提高。对于新兴市场主要可以侧重于改善劳动力市场，消除行业壁垒以提高竞争力等。
更为根本的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振生产率。在贸易往来和技术创新的支持下，做大“经济蛋糕”，这是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最重要渠道。但我们应该如何提高生产率？
首先应当促进创新。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和基础设施，以及为研究和开发活动提供税收优惠。IMF分析显示，如果发达经济体的私人研发活动平均扩大40%，那么它们的GDP在长期内将增长5%。
其次需要稳定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优化了国际资源配置，提高了生产专业化，降低了生产成本，最终带来规模效应并上升到经济的全面繁荣。贸易也可以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促进生产力增长和新产品研发。据IMF估算，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十余年里，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对发达经济体平均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高达10%。限制贸易往来只能加深和拖延经济增长的低迷状态，中断供应链，影响全球产出，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其中对低收入家庭的损害最为严重。从中期看，限制贸易会阻碍知识、技术和投资的传播，阻碍全球生产率提高，无利于经济繁荣。
第三，促进普惠增长，分享增长成果。
如上所述，技术和贸易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包括一些行业萎缩，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失业，收入不平等的升高等给一些群体和地区带来的社会挑战。我们应避免制定那些可能对贸易、移民、资本流动、跨国技术交流造成严重破坏的政策，并采取积极劳动力和收入税收改革措施，让更多人分享增长的成果。
这就需要政府介入，推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可帮助劳动者向新工作过渡。这些措施包括有针对性的教育项目、技能培训、就业激励等，并为低技能工人提供帮助，让他们能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从无人驾驶汽车到机器人律师，如今的技术创新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这样的快速发展也对劳动者提出了不断提高技能的学习要求。从学校教育到工作培训，再到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在线课程等。追赶社会的发展，自身的努力也必不可少。
老龄化社会也是普惠增长面临的挑战。据有些研究机构估算，1990年，中国平均每11个劳动力负担一个老人；到了2030年，估计每4个劳动力就要负担一个老人。鉴于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和机构治理等多方面的不足，人口老龄化给它们带来的压力尤为明显。IMF一项研究发现，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其当初发展过程中，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从50，60年代的20%，上升到70年代的30%，再到90年代的40%左右。这是为什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要从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转型到以高生产率拉动增长的模式上来。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升级基础设施，提高教育质量，保障广大民众的医疗和养老福利等。于是，政府支出也就会逐渐增加。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新兴市场现在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50年前。依此推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同样面临政府公共开支的压力。政府支出上升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关键在于如何合理、高效地把公共资源运用到最需要、最能产生回报的产业领域，同时继续推进税收改革，健全养老金、医疗等社会安全体系，制定强有力的财政框架，使政府债务稳定在可持续的范围内。对于发达经济体，他们的平均公共债务已经达到战后最高水平，相当于GDP的108%。因此，加强政策调整，将公共债务拉回安全水平尤其重要。
第四，促进国际合作，完善并巩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
如今全球贸易、金融高度互联，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增长。1980年，流向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仅占其GDP的5%。到危机前的高峰期，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占其GDP的25%。同期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占其GDP的比例也从5%上升到约13%。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往往会超越国界，引起重大溢出效应。国际协调可以使单个国家支持需求的措施产生更为积极的、正面的溢出效应，从而加强了这些措施的全球效果，创造出更多的政策空间。相反，各自为政的经济政策可能会互相抵触、甚至起到反作用，一个国家实施的不可持续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其他国家。
因此，我们需要支持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共同努力，完成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维持金融稳定，提高防范、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包括避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等扭曲性政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用以帮助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应对国际资本流的波动；推进协调互利的国家间经济政策和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这些不仅是2017年国际经济社会需要考虑的经济策略，也是IMF为之努力的方方面面。其共同目的是要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造福所有人。
